刚刚过去的2024年9月10日是第22个“世界预防自杀日”。2024-2026年“世界预防自杀日”的主题，是“改变对于自杀的叙述”，旨在通过减少耻辱感和鼓励公开对话，来防止自杀。

近日，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、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费立鹏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，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自杀死亡率大幅下降，下降幅度全球罕见。2015年以后，中国自杀死亡率和发达国家类似，下降速度逐步变缓。

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、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费立鹏

“从这个趋势看，没有国家能达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，它的目标是2015年到2030年，把自杀率减少1/3，这个很遗憾。”费立鹏说，这也是他推荐从公共卫生的角度，而不是精神卫生角度制定预防自杀计划的原因。

1970年代，费立鹏从加拿大来到中国留学，一头扎到湖北省沙市区的精神病院，一待就是7年，此后一直研究自杀问题。

2002年，费立鹏与李献云等人基于中国的自杀率数据在《柳叶刀》杂志发表文章，改变了整个世界对自杀预防的认知，让更多人注意到当时中低收入国家的自杀状况。

同年，他在北京回龙观医院任职时，创设了中国第一条7*24小时开放的免费心理援助热线，成为后来许多心理援助热线的样板。

在中国多年，费立鹏说着一口流畅的普通话，也惯于将中国称为“国内”。他曾参与建设过多个省市的精神卫生防控体系。1995年，他获得湖北省政府颁发的“编钟奖”；2012年，他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，这是中国政府颁发给国际专家的最高荣誉。

作为国际知名专家，费立鹏曾在美国哈佛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任教职，现在作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、上海交通大学教授，他长期待在中国国内。费立鹏在他的最新论文《国内外自杀预防研究的进展与思考》中，呼吁建立全国或地区层面的自杀预防计划，并对此提出十条建议。该论文最近被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评选为优秀论文。

“精神病是自杀主要的理由之一，但不是唯一的”

澎湃新闻：费教授，您在论文《国内外自杀预防研究的进展与思考》中提出，“对于中国及其他中低收入国家来说，现有的以个体为中心的精神卫生干预措施占用80%有限的预防自杀资源是错误的”，为什么会有这一判断？

费立鹏：这是我多年观察的一个经验，中低收入国家过去占全球3/4的人口，所以从全球的角度来讲，要预防自杀，重点就要解决中低收入国家的自杀问题。

可是之前90%以上的相关研究都是关于高收入国家的，用精神医学和个体医学的视角切入，但实际上，自杀率在多数中低收入国家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。

如果只从个体的角度来看，影响自杀的原因十分广泛，既包括自身的精神心理问题，也包括外界各种各样的刺激，这些还都是不断变动的。

之前国外对于自杀的研究十分武断，认为你有精神病，才会考虑自杀，才有自杀行为。但在国内来说，你会发现不少有自杀性行为的人，没有一个具体的、可以治疗的精神障碍，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有心理不适。如果你的大部分力量放在找到和治疗精神病上，就会忽略一大部分的自杀行为。

当然，也并不是说防治精神病不重要，精神病也是自杀主要的理由之一，但这不是唯一的理由。我们的统计显示，自杀未遂的案例中，当时一半多的人尽管有心理不适，但是并没有精神障碍。

澎湃新闻：您在文章中提到，1996年联合国建议各国政府制定国家和区域性的自杀预防战略和计划，WHO在2014年《Preventing suicide：a global imperative》报告中再次强调了这一问题。据您了解，有哪些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相应战略和计划？是否取得相应效果？

费立鹏：对，好多地方有计划，中国目前没有。WHO每几年就有一个全球报告，关于每一个国家精神卫生的法律法规，还有预防自杀的计划。不仅高收入国家有，印度、巴西等国也有。至于落实多少，还要看有没有投入资源，计划是否合理，能否协调人才。

不过，确实很少有国家从规范的循证医学角度，来验证相应战略和计划不同措施的效果。

制订计划只是一个起点，可以系统的协调不同部门的工作。这个计划应该由立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制订，比如由人大或者国务院建立专门的组织或机构来制定，全社会都可以参与。这在各国的推进都不容易，因为不同部门有不同的权力和利益。制定之后，要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负责协调执行，我们再从科学的角度定期评估，这样自杀预防工作就好展开了。

澎湃新闻：您在论文《国内外自杀预防研究的进展与思考》结尾，对中国的自杀预防计划提出了10条建议。包括增强全民心理健康素质、个体适应力和促进社会和睦；促进公众对自杀预防工作的了解和全面支持；降低不同自杀工具的可及性和致死性，尤其是农药；发展针对有自杀风险但没有精神障碍个体创新的干预措施；增强和拓展医疗卫生系统对自杀和自杀未遂的监测等。

费立鹏：是的。我是科学家，首先，我特别希望有准确的数据，以数据作为基础，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出发，制定政策。有准确的数据，就可以判断到底资源应该怎么分配。

如果觉得这个计划过于超前，可以先从一个地方开始。比如上海、北京，逐步摸索适应，然后变成全国的一个计划。

“如何判断来电者处在极度危险状态，对心理热线接线员来讲也是挑战”

澎湃新闻：心理热线对预防自杀的作用，是否比较好统计和分析？

费立鹏：热线电话的一个问题是，你不知道谁会给你打电话，没办法判断你的热线电话，对某一个地方的自杀率有多大的影响。

因为好多有自杀风险的人，根本不会给你打电话。尽管我们也会做一些随访，但并不知道打电话求助的人群占所有风险人群的比例。

当然，热线肯定是有帮助的，很多人不愿意寻求心理卫生服务，因为价格太贵，或者是农民找不到相应的地方求助，实际，免费的心理热线就能提供基础的疏导服务。

从现有数据来看，拨打电话的求助者中20%有自杀风险，剩下的80%是心理不适，当然还有个别是来骚扰的，一些学生觉得好玩也会拨打。

澎湃新闻：近些年，您感觉来电者的需求有哪些变化吗？

费立鹏：总的来讲，以前大部分是家庭矛盾，各种各样的，现在经济问题相对有增多。

澎湃新闻：您有没有遇到印象深刻的热线求助案例？

费立鹏：挺多的。比如，有个人站在一个桥上准备跳，他是广西的，我们是在北京接的电话，不太容易紧急干预。

这时，如果他突然挂掉电话，我们没法联系，也不知道他后来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接线员也会很为难，很受挫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心理负担。

他们难免会归咎于自己，是不是自己没有说好，才导致求助者挂掉电话，甚至丧失生命。我们只能和接线员开会讨论，告知他们，这不是你们的责任。要想办法让接线员说出来，释放掉这些情绪，尤其是第一次处理这些危机的接线员。

所以，一般我们会尽量说服求助者，了解他的位置，设法和他的家人、朋友取得联系，家人可以更好干预。

澎湃新闻：技术上来讲，碰到一些极端个案，应该是可以实现和警方即时联动的？

费立鹏：在有些国家遇到这样的危机，可以直接和警察部门联系。在我国，有些城市已经实现与警察联动，但是这个做法有利有弊。

像北京的热线，一大半拨打者是外地的。接线员报警时，身份是什么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如果来电者说的是假的，谁来承担责任？另外，这还涉及到伦理问题。心理热线本来应对外保密，当你报警时，这种信任会被破坏掉。

当然，生命是第一位的，必要时应该报警，但如何判断他是处在极度危险状态、马上就要实施自杀行为，这对接线员来讲也是挑战。

“中国的自杀死亡率下降幅度全球罕见”

澎湃新闻：自杀未遂和自杀死亡率数据有什么关联？

费立鹏：自杀死亡最高危的人群，不是抑郁症，不是有精神病，是有自杀未遂既往的人。以往对于自杀未遂的人，医疗处理缓解后，也就回家了。可这个人再次出现自杀行为而死亡的风险，是比其他任何人群都要高的。其实，应该随访自杀未遂人群，了解这些人的性别、年龄分布，这样就能知道我们的重点预防工作应该放在哪些人群。

很多年前，我们就在山东郓城做过一个项目，让急诊室的护士对自杀未遂患者和家属当即采取教育和干预，帮助患者避免极端情况等。两个星期之后，医护人员再到患者家里，看看情况是否稳定一些。这个措施尽管比较简单，但是很有效，可惜后来没有推广。不过这是对自杀未遂的干预，不是对心理不适人群的干预。

澎湃新闻：2022年的《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》显示，2021年中国城市居民自杀死亡率为4.31（1/10万），农村为7.09（1/10万），和1990年代相比有了大幅下降，在您看来，背后原因是什么？

费立鹏：1990年代，国内自杀率相对比较高，之后，全球自杀率都有下降。而国内的下降速度比其他地方都要快。

经济改革和城市化更能解释自杀率下降的变化。通过数据对比发现，1987年到2005年农村地区靠种地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人口从1990年的49%变化到2015年的33%，种地人口减少2~3亿。我意识到，2~3亿人不容易接触到农药可能是自杀率下降的主要因素。

自杀率下降，我们当然希望背后的原因是精神卫生工作做得好，但实际上我看到，起码80%的下降是因为城市化，而不是我们的精神卫生工作做得多好。

当然，我们现在接受精神服务的比例在提高，但从公共卫生角度来讲，绝对不够达到在那么短的时间下降60%左右，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大幅度的下降。

澎湃新闻：中国现在的自杀死亡率，和其他国家相比情况如何？

费立鹏：国内现在的自杀死亡率，确实低于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，但从2015年之后，趋于基本稳定。

从这个趋势看，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，即可能没有国家能达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，它的目标是2015年到2030年，把自杀率减少1/3，这个很遗憾。所以，这也是我为什么推荐从公共卫生的角度，而不是精神卫生角度，制定预防自杀计划。

“对老年人自杀预防的资源分配，是不均衡的”

澎湃新闻：从2021年的数据看，国内70岁以上老人自杀死亡率约是10岁到19岁青少年的数倍，这在全球是一个普遍性现象吗？

费立鹏：大部分国家老年人的自杀率都比年轻人要高。

国内的比例是比较特殊的，老年人更要突出一些。前几年的一个数据，55岁以上的自杀者，占所有自杀者的70%。而对老年人自杀预防的资源分配仅10%左右，这肯定是不均衡的，不合理的。

尽管青少年自杀率只是老年人的几分之一，但我们还是把多数资源放在了青少年方面。但是如果要减少全国的自杀人数，应该把更多的力量放到老年人身上。

澎湃新闻：按照2021年的数据，国内农村居民自杀率比城市居民自杀率更高一些，年龄越大差距越明显。这样的城乡差距是普遍性的吗？

费立鹏：1990年代的时候，农村是城市的3倍，尤其是农村的年轻女性，当时比老人还要高。城市化之后，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变小。

有一个问题是，1990年代比较清楚什么是农村，什么是城市，现在城乡慢慢融合，人口也在流动，已经不那么容易分开。

澎湃新闻：现在有多少国家公开自杀率数据？在您看来，公开数据对预防自杀能起到哪些影响？

费立鹏：国内从1990年开始公布自杀率数据。据我所知，不公开的国家中阿拉伯国家会比较多，因为自杀是违反他们的教义的。原来印度也是，大概10年之前改变了。

在这些国家，自杀预防的工作完全没办法做的，因为你不知道他的性别、年龄是怎么分布的，也不知道他用的哪个方法自杀。比如说如果用的农药，那常用哪些农药，我知道之后，就可以和农业部门建议，限制生产这种农药。

澎湃新闻：精神障碍群体的自杀率跟其他群体比有什么不同？

费立鹏：还是要普遍高于其他人群的。一般我们认为是严重抑郁的自杀者会多，厌食症也比较高的，比其他的精神障碍要更高一些。但不是必须有精神障碍，才会自杀。

澎湃新闻：在您看来，应该怎么调整心态？如何应对抑郁、焦虑？

费立鹏：这和预防自杀的方法是共通的。

一是提高心理耐受力。要明白自己的状态，要意识到哪些刺激会影响到自己，同时培养应对这些刺激的技巧。很多人在这方面是懵懂的，要从青少年期培养。

二是建立社会支持网。这不是一个吃喝玩乐的圈子，而是一个可以互相倾诉、互相帮助的现实社交网络，自己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张口，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愿意伸手。这个现实社交，是网络社交难以替代的。

三是必要时寻求专业支持。如果前述措施无效而且状态越来越糟糕，还可以打心理热线、找咨询师、看精神科大夫等等。

“这个世界虽然不完美，但总有人守护着你。”

辛殿（化名）在网上搜索“自杀”时，这句话跳入了眼帘，下边就是北京24小时免费心理危机咨询热线：010-82951332。点击展开，还有全国多地心理热线。

辛殿没有当即拨打热线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：“有被温暖到，原来自己并未完全被抛弃。”

《中国临床心理杂志》2021年3月发布的文章，披露了对我国心理热线服务现状的调查，截至2020年2月21日，国内已有超过400条心理热线在为公众提供免费心理服务。澎湃新闻注意到，其中一些危机干预热线，24小时为高危人群提供专业服务。以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为例，从2002年到2024年，22年间接听了50多万次的来电，完成高危随访近2万次。

2024年9月10日是第22个“世界自杀预防日”，澎湃新闻通过求助者和接线员的讲述，探寻心理热线在自杀预防和心理疏导中起到的作用。

视觉中国 图

一

辛殿没有当即拨打心理热线，一是觉得“自己还行”，不想耽误其他人的求助，二是不太敢把还不太了解的心理热线当作救命稻草，“万一被接线员刺激到呢？”

年近四十岁的他，正面临巨大危机：创业项目没有起色，背着巨额债务，加上家人重病，又没法对外言说和求助，房贷没能及时偿还，随时可能会被法拍。

他的话越来越少，朋友圈，也几乎不再发。

2024年有一两个月，他失眠严重，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。有时，他躲在阳台上，抽着烟熬到天色渐亮，就像在等待一场结局已定的“末日审判”，就是不清楚时间。

视觉中国 图

辛殿用汉密尔顿和贝克量表做了下测试，发现从指标上来看，自己已经是中重度抑郁。犹豫再三，他还是在2024年9月初拨通了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。该热线依托于隶属北京回龙观医院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。后者2002年12月3日创立，设有第一条面向全国、365天7*24小时开放的免费心理危机干预热线。

他特意选择周五中午，想着这个时间，求助者会比较少，果然，系统提示，前边排队的只有两个人。但没想到，排了近1个小时，电话终于接通。

首先是自动语音提示：“通话将被录音，其中的信息也会用于统计分析，但所有可能推断出您身份的信息都是保密的。”这也让辛殿放下了戒备，缓解了内心的紧绷感。

他告知接线员自己这段时间的症状，想要获知如何才能消解自杀念头。接线员并没急着回应，而是语气平缓地询问：出现这一想法有多久了，之前生活中发生了哪些事情，有没有和其他人讲过，睡眠状况如何，有没有哪些躯体上的症状，按照从0到100打分，想要自杀的程度有多强？

这其实是接线的一般流程，但对辛殿来说，有被疗愈到。

他说，自己此前总想如何快速走出阴影，并不想正视自杀念头的成因，但越想快速走出，越是深陷其中。不过因为是第一次拨打，他并没有向接线员吐露太多，只讲了不到10分钟，说的更多是光明和希望的部分。

挂掉电话，他意识到，原来自己也是需要被倾听的。而以前，他只是把自己看成一台机器，加了太多角色和责任在身上，想着去面对、承担和解决。

过了几天，他拨打了其他一些心理热线。尝试几次之后，他拨通了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热线：4009678920。

这条热线开通于2020年2月，汇集了全国200多所高校的志愿者，有轮值和后备心理咨询师3000多位。随着需求的变化，热线开放时间从起初的8：00–24：00调整为18:30–22:30。

有了第一次沟通的经验，辛殿在接线员带着共情的引导下，抽丝剥茧般还原了创伤事件的整个过程。这还是他第一次对外讲述，因为一些事情，是不方便直接讲给家人和朋友的。接线员告诉他，“抑郁不是一种病症，而是一种信号，没必要给自己贴标签。抑郁状态也不是理性的，而是感性的。多从自身感受的角度想一想，当你很难受的时候，是可以哭出来的。”

“原来在生活中念头和情绪是分离的，不太注重自身感受，沟通之后，发现需要留一些时间，等一等那个被欺骗、被忽视、被抛弃的自己。俗一点来说，就是学会爱自己。”辛殿回顾道。

挂断电话，接线员提醒，因为每次有通话时长限制，需要时，可以多拨打几次。“这消解了一些负疚感，之前总担心占用公共资源。”对于电话那头的陌生人，他充满感激。

二

辛殿这样的情况，不在少数。

他们有心理疏导的需求，但并不习惯于对外求援。

“希望24热线”创立于2012年12月2日，是一条面向全国的纯粹由志愿者维系的危机干预热线。其官方公众号介绍，截至2024年7月，他们已接听电话44万余通。

接线员黄莹（化名）对澎湃新闻说，拨打心理热线的人群中，男女来讲，女性占比更高，年龄段来说，年轻人占比更高，他们更愿意对外求援。但其实，男性的、老年人的自杀死亡率更高，只是很少会被社会关注到。

黄莹是福建的一位退休医生，曾在高校任教，做志愿接线员已有十来年了。

她从经验来看，成年人的自杀多是有现实原因，背后问题很难解决，老年人的自杀不少是因为家庭矛盾和病痛失能，合住老人比独居老人的自杀率还要更高。而青少年的自杀多是冲动型的，由一些看似不起眼的事件引发，不像成年人那样有明显的六大征兆。

视觉中国 图

国家卫健委官网曾发布的《2022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》显示，2021年，我国城市居民的自杀死亡率（编辑注：单位为1/10万）在10到14岁是1.70，15到19岁是3.34，70到74岁为10.79，85岁以上为19.75。此外，农村居民的自杀死亡率（编辑注：单位为1/10万）青少年期和城市居民相差不大，10到14岁为1.66，15到19岁为3.65。不过，农村70到74岁老人为19.25，85岁以上为38.58，约是城市老人自杀死亡率的两倍。另外，从性别上看，整体男性自杀死亡率高于女性。

在黄莹看来，针对不同群体，预防自杀的策略也有不同。

针对青少年，需要从情绪稳定上入手，让他们感觉到被爱，还要防止模仿；但对于成年人，则需要更完善的社会支持，同时消解求助的心理障碍，让更多老年人了解到有求助途径。

还有一些面向特定群体的心理热线，虽然小众，但来电量也不少，集中在关系和情绪上。

界文法师是苏州西园寺的僧人，2008年时，他们创办了观世音心理疏导热线。每周二、四、六晚上7点到9点，向社会大众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。这是少有的依托寺庙的心理热线，小众且独特。

界文法师向澎湃新闻回忆，自己曾遇到一位倒车时不小心将自家孩子撞死的求助母亲。她心理上过不去这道坎，加上婆婆辱骂她，小姑子也诅咒她，自己陷入了重度抑郁当中。她想过自杀，但又担心丈夫会受到更大的伤害。

他疏导这位母亲，生命中，难免会有不可预知的悲剧。可以把对孩子的牵挂和愧疚，对自我的攻击和指责，转化为对所有孩子的爱。通过一些仪式性的活动，让自己渐渐解脱出来。

结束之时，求助人的情绪已经得到了宽慰。“只要能拨打电话，就说明他们有求生的意愿，也就有疏导和疗愈的可能。他们需要的，只是得到一次倾听，看到一个希望。”界文法师感慨。

接听求助电话多了之后，长期处于压力之下，接线员自己也需要情绪疏导。这时，定期的督导培训和团体之间的互助疏导便能发挥作用。

上海市心理热线的接线员林妙（化名）说，上周末他们就遇到硬件上的信号问题，热线接通之后，十分钟左右，电话就突然断掉。求助者会觉得意外，一些接线员也有些烦躁、“崩溃”，觉得咨询疏导还没有完结。

如果这一情绪处理不好，便会影响接下来的接听状态，因为信号断掉是不确定的，接线员的内心也容易泛起波澜，难以全神贯注地倾听，平和地疏导。

她便在接线群内开解，很多求助者来电，是因为不接受自己当下的状态，我们经常告诉他们要反着来，其实我们自己也需要接纳，这些结果和意外，都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掌控的。每个人生活中都有不可控的因素，我们只能接纳，当作历练。断掉之后，可以缓一缓，试试正念呼吸。

三

在拨打过十几次心理热线之后，辛殿的感觉是，每次拨打心理热线，就像开盲盒一般。不知道等待时长，也不知道对方的水平。

在他拨打的多家心理热线中，只有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提示排队人数，其他的要么不知道等待时间，要么在提示座席繁忙之后，被直接挂断，“越等越焦虑，越打越生气”。还有一些心理公司背景的热线，接线员是志愿者，是在家里，“有些不在状态，感觉对方的情绪比我还低落”。

辛殿还指出，他咨询的多家心理热线，除广州市心理援助热线020-12320-5之外，绝大多数都不能指定接线员，“每次都要复述一遍自己的问题”。

他还发现，不同热线选项不同，教育系统热线会按照人群区分，学生、家长、老师和其他，心理公司的热线则会按照症状区分，抑郁、焦虑和生命专线，卫生系统的热线没做这样细分，但是提供了多元选择，可以选择自助语音服务。

视觉中国 图

比如，上海市心理热线依托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，提供“三步呼吸空间”的放松练习，广州市心理援助热线依托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，则提供“呼吸放松”和“肌肉放松”的练习，做完练习还可轮候。

一些知名的热线还开通了微信公众号，可以选择文字咨询，还有免费的心理测试和疗愈课程。

按照时间线，中国心理热线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：

一是1990年代，面向特定群体的心理热线开始设立，比如，北京红枫妇女热线，南京晓庄学院的陶老师热线；

二是2000年代，从2002年北京心理援助热线和2006年的12355青少年心理热线的创立起，依托卫生系统和团委系统的热线逐步铺开；

三是2010年代，从2012年“希望24热线”创立起，有心理咨询公司背景的热线开始兴起；

四是2020年代，一大批地市一级的心理热线开始设立，同时，以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热线为代表，一大批高校背景的心理热线面向社会开放。

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、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创办人费立鹏教授直言，目前心理热线存在两大问题：一是质量良莠不齐，有的热线有专职工作人员，有的热线纯靠志愿者接听，但不管依靠谁，都需要有基础的培训，最好有统一的标准，有充足的经费支持。二是资源配置不均，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的接通率只有4%，全国各地的人都会拨打，但有些热线空置率很高。统一号码、统一标准之后，求助来电就可以转接，有助于提高服务效率和资源使用率。

费立鹏教授建议，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应该有一个长期目标：在中国任何地方的任何人，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都可以通过拨打同一个危机干预热线号码，获得高质量的心理评估和心理危机支持。他还指出，统一热线的存在，便于宣传推广，让更多人知晓，即便不拨打，也有助于提升对心理健康的重视度。    

四

澎湃新闻注意到，对多数求助者来说，并不知道哪些热线更为专业、更为可靠，是真正的“救命稻草”。

为解决这一问题，2020年2月，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发布了《心理援助热线伦理规范实施细则（二稿）》，对专业关系、知情同意、机构伦理等做了明确约束。

同年，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对427条心理热线做了调查，并根据得分状况推荐心理热线。截至目前，已连续四年公布“启明星榜单”。

他们的调查研究发表在《中国临床心理杂志》上。调查显示，当时有超40%的热线硬件设备配备不足，如电话接通时没有前置语音提示、可同时通话数量不足2个、咨询员人数不足10人，且没有通话录音等。仅78条(18.3%)热线满足硬件设备维度所有要求，而这些多是长期热线。427条热线中，59.5%的热线日均接待量不足10个，仅5.6%的热线日均接待量在60个以上。

上述研究也提到，这一调查仅以心理热线的固有特点作为质量评价的对象，但未将服务效果纳入考察范围。从调查结果来看，大多数评分点得分率在70%以上，真正优秀的热线难以凸显。

由原卫计委等部委制订的《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（2015—2020年）》指出：开展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防治，每个省（区、市）至少开通1条心理援助热线电话，100%的省（区、市）、70%的市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队伍；发生突发事件时能根据需要及时、科学开展心理援助工作。

费立鹏教授建议，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应该有一个长期目标：在中国任何地方的任何人，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都可以通过拨打同一个危机干预热线，获得高质量的心理评估和心理危机支持。

他还指出，统一热线的存在，便于宣传推广，让更多人知晓，即便不拨打，也有助于提升对心理健康的重视度。

这在上海已经得到了初步实现。2021年9月，上海将全市18条心理热线整合成962525心理热线平台。

据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官方公众号披露，运行三年来，热线平台接听电话总数近15万通，总时长达到26280小时，月均接听4000余通，接通率近60%，累计处理危机来电2404通，服务效能大幅提升。

嘉定区心理热线点接线员熊伊然作为志愿者代表，曾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官微上发言介绍，平台整合前，全区25名志愿者一年的接线量为748例。而整合后的这一年全区23名志愿者年接线量达3200例，服务量翻了4倍多。

辛殿希望，未来，可以看到每一条热线的接通率，拨打时长，可以选择自助服务，也可以选择自愿排队，而不是被热线一方挂掉。

“让每个人都知道，24小时，总有人守护着你。”辛殿说。